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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控与员工隐私的矛盾分析

2020-03-07  来自: 济南朋万软件有限公司 浏览次数:125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在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且总用户数会在未来数年内超过美国,成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用户zui多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很大地促进整个经济的转型,从而带动了全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也同样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模式,计算机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网上冲浪、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等网络应用日益也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由于信息化的推广,许多单位等都应用计算机来完成日常的工作,并且计算机已成为企业内部主要的生产工具,同时也将自己的内部网络接入了互联网,为自己的局域网用户提供上网、收发E-mail等应用服务,企业享受着信息化带来的便捷和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计算机的管理、对上网用户的管理、访问站点的监控、非法站点的过滤等管理问题、信息泄漏、信息破坏等问题等。总之,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内部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

根据统计数据,美国80%的大企业都对员工的计算机、电子邮件和上网行为进行监控。进行这项调查的美国管理协会指出,工作场所的监视活动呈现出上升势头,越来越多的企业还对违反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的员工采取了种种惩罚措施。美国管理协会近对1627家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调查 ,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员工占美国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调查发现所有这些企业都加大了对员工进行监视的力度。81%的企业对员工的计算机进行监控,73%的企业密切监视员工的上网情况,57%审查员工发送的电子邮件。

在中国,信息化的推广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企业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种种便利,但由此也带来许多管理上的新的挑战,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计算机工作的隐秘性、私有化和互联网信息的庞杂性、多样性带来的尴尬局面,即员工把计算机当作个人的财产或当做玩具,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如做个人的事、打游戏、网上聊天、网上交友、网上炒股等等,反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大大增加隐性管理成本。在营造更加人性化和数字化的工作文化的同时,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加强员工的自觉性,而又不至于引起反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现在不少单位的因特网上公私严重不分,据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互联网用户中公费或半公费上网竟达35%和21%;很多娱乐类、游戏类站点在上班时段的点击率要远远高于下班以后的时段;而网上炒股也正在办公室蔓延。在一些人才流动性大的技术型单位甚至出现员工频频访问一些人才招聘站点为自己另谋高就的状况。网络监控能极有效地遏制假公济私的行为。  

加强网络监控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额外支出,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没有相应的监控手段,易产生公私不分、化公为私的弊端。流水线上的工人不能用企业的设备为自己干私活,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办公室。再说,如果不控制干私活的人,对克己奉公的好雇员不公平。主要是,企业的电脑和互联网都是为工作而准备的,本来就不是干私事的地方。网络监控只是审核和评估员工的计算机的使用情况和上网情况,仅在企业资源的使用情况上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单位管理层提供员工实际工作时间和效率的考核评估依据,不是去干扰和控制员工对企业资源的正确利用。而不像某些"电子工头"似的软件,事无巨细全盘记录,容易在心理上对员工产生"如同私开我抽屉"的侵犯隐私权的抵触和反感情绪。   

有关专家认为,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在这几年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面对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日益庞杂的互联网,完全的自由迟早会被"相对的自由"所取代。没有控制的计算机滥用会破坏企业对计算机的应用,没有限制的网络滥用最终会毁掉互联网本身。因为对于提供计算机和互联网资源的企业和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员工之间,如果没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作为尺度,则对双方将是不公平的。而且随着网络应用的深入,本来的好事会演变成矛盾,并有日益激化的危险。如何控制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滥用是需认真探讨的一个新课题,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并施以保证这些制度和法规执行的手段和方法正是企业管理者和立法者亟待考虑的问题。控制计算机和网络滥用将是今后企业信息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网络监控与雇员之间隐私权利益的均衡分析

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企业中的应用犹如一把“双刃剑”, 这里涉及到一个个人隐私权的尊重与保护公共anquan之间的冲突问题。但这次并不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而是社会内部雇主集团与雇员集团之间的矛盾。在传统西方管理理念中,雇主集团与雇员集团是对立的,雇主总是假定雇员一有机会就会逃避责任和消极怠工,因此雇主要进行监督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如不是“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诞生,雇主集团总是觉得面对互联网的发展而无从管理雇员工作时间中的上网行为。有了“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雇主当然乐于采用,既然可以作到心中有数,当然也就没有了百般顾虑。然而,这一行为不可避免的触动了雇员集团。由于,现代雇员的自我意识普遍加强,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要求日渐强烈,一旦个人隐私被置于危险空间内,雇员就会产生不安,而这直接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广泛的争论亦由此而来。需要指出的是,对是否采用“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我们从企业信息anquan的角度来看,如同保护guojia的信息,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保护公共的需要都应当优先于保护和尊重个人隐私权的需要,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况通常是出于保护公共anquan的需要而忽视或根本不考虑个人隐私权方面的需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主要的也是不得不强调的事实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是企业为了满足日常工作和生产而购买的生产工具,属于企业生产要素的范畴,其所有权属于企业,并非员工的私有财产,如同企业为了运输买了辆车,并雇了司机来开,你能说企业对车辆的调度管理和检查是在侵犯司机的个人隐私么?

从法律层面上讲,“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是否侵犯雇员的隐私权,我们认为,答案无论“是”与“否”都不准确。隐私权的保护应以促进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为前提,而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内外并重的系统化工程,企业内部的网络化建设同互联网的建设同样重要。没有企业高效率的内部网络运作,企业和员工同样不可能享受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企业内部网的建设,一是需要对内部网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避免浪费和低效率;二是要保障雇员有充分的工作积极性以提高工作效率。基于此点,一方面如认为“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侵犯了雇员的隐私权,则企业内部管理将失去了一个“好帮手”,没有监督机制,管理就无从下手,没有管理必然导致无序,而无序又会产生低效率和不必要的浪费,从而会影响企业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并zui终限制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另一方面,如认为“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不侵犯雇员的隐私权,则雇员的内心会产生不安和忧虑,从而产生了抵触心理,zui终降低了工作积极性,同样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网络监控”一类的软件的产生,同样涉及到企业与雇员之间隐私权利益均衡的问题,我们既要保证企业对雇员实施适当的监督以便进一步的管理,又要保障雇员的隐私权不能因企业的监督行为而受到侵害。法律在此就要为调整这样一个“度”的问题作出努力。为此,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二、当前各国网络隐私的保护模式

各单位采取各种监控手段来保证自己在信息社会里anquan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可能因为存在由于采取监控手段而引起部分员工的反感的现象就因此而因噎废食。更何况政府或企业组织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监控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企业的anquan的目的,或者完全是在经过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和使用。因此,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通过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来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不能因过分考虑社会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更不能仅仅从维护个人隐私权的角度出发,盲目限制政府或企业对自身保护和管理的要求。在这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成功作法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加拿大标准协会(CSA19963月制定了《保护个人信息标准准则》,其间多项原则在世界范围内曾得到过广泛认可,从而使之亦有助于我国雇员隐私权保护的立法。

《保护个人信息标准准则》确定的原则包括:

1)责任原则。机构要对其控制的人员的个人信息负责、机构要指派专人负责该机构遵守本准则确定的原则;

2)目的明确原则。机构在收集个人信息之时或之前,应当明确收集信息的目的是什么;

3)告知并征得同意原则。收集、使用、披露个人信息,必须告知本人并取得本人同意,除非这样做有不当之处;

4)限定收集范围原则:收集个人信息得范围,仅限于为实现机构确认的目的、收集信息的方式应公平而且合法;

5)准确性原则。个人信息应有与其敏感程度相适应的措施加以保护;

6)保障原则。个人信息应有与其敏感程度相适应的措施加以保护;

7)开放性原则。机构应将其管理个人信息方面的政策和做法昭示于有关个人;

8)保障个人获取信息原则。应本人要求,个人应被告知收集、利用、披露其个人信息的情况,并可以获取该信息,个人应有权对此等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出质疑,并对其进行恰当的修正;

9)专人负责投诉原则。个人应有权向机构指派的专人投诉,有权质疑机构遵守上述原则的状况。

    在对人权高度崇拜的美国。其法律对隐私权的界定也以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anq为出发点,按照美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所谓隐私权是指任何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与他人毫不相干的权利’,也就是说,隐私权等于借助于法律为每一个人划定了一个相对确定的私人领地或仅仅属于自己才能随意支配的权利空间范围。在这一范围内,私人完全可以摆脱来自于GJ、社会或其它群体的介入,并且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排除来自于其它方面的对自己独自享有的权利的‘不受欢迎的介入’或非法干涉。

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的归纳,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有:

⑴、对公民个人宁居以及私人事务或私人关系的侵扰;

⑵、利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谋利;

⑶、分开他人私生活;

⑷、公开他人不实之形象。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在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同时,也对隐私权的具体的权利范围作出了适当的限制。1976年,在Paul v. Davis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指明:隐私权的范围限于“婚姻、生育、节育、家庭关系、子女教育和私人的外表”。另外,隐私权的保护还在很多情况下与宪法所保护的其它权利或利益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法院并没有仅仅考虑保护公民隐私权的需要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需要。法院通常要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然后再来决定是优先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还是隐私权让位与保护其它更重要的利益的需要。

虽然早在1890年,隐私权就已经出现在了美国学者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is)的著作里了。但直到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生活逐步走上正规,隐私权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才作为逐步开始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它的法律部门里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法作为我国基本的记载和保护公民各项人身权利的法律却没有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作为自己的保护对象,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名誉权。《zui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苦于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民法通则的实施细则,也没有将隐私权当作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来对待,只是列举了现实生活中两种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侵权形式。一种是《意见》第139条中的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第二种是《意见》第140条的“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对于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在有些情况下,构成肖像侵权的行为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有关),法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其侵权行为的构成的要件,并且这种行为还必须造成一定的影响。与此种立法精神相一致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基于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在解答里,虽然多次提到隐私这一概念,但对侵犯隐私权势行为的处理却不是以隐私权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要件,而是以名誉权是否受到侵犯作为前提。这样规定,实际上降低了民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力度,有可能使一些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但同时又没有对公民的名誉造成侵害的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

从总体上来看,隐私权还没有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价格权,对隐私权的保护以及侵害隐私权的诉讼也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制度。我国也没有象欧美国家和欧盟那样的关于个人数据库方面的立法,所有这些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我国法律在保护公民隐私权问题上的不力和实践中可操作性差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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